上午7时30分，建筑工地开工，李东一般会早到20分钟。

在他看来，这是再平凡不过的日常，毕竟“凭手艺吃饭讲究的就是一个勤快”。

李东今年53岁，干了近30年的木工。他一边和工友们打招呼，一起拿着工具走进施工现场。与电影里“年轻力壮、孔武有力”的建筑工人不同，在他身边，“中老年人”才是主力，和他年龄相仿的中年人“一抓一大把”。对他来说，在工地上零星看到几个90后“都觉得稀奇”，“00后更是看不见影”。

这未尝不是好事情。李东说，工友们都是些老伙计，聊起来“没什么代沟”。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的工程承包商钱弘术也有相似的感受，他的团队有20多个工人，40到50岁的工人“占八成以上”，还有不少30多岁的工人转行跑网约车、进厂或是送外卖。“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进这个行业了。”钱弘术近年开始为招工发愁，谁都希望有“新鲜血液”，但按现在的“行情”，他们这些承包商们都只招得到年纪稍大的工人。

钱弘术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从2002年开始统计“按行业分的就业人员年龄构成”。2023年，40-49岁建筑业从业人数占行业总从业人数的61.5%，50岁及以上从业人数占行业总从业人数的34.8%，而2002年的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4.7%和10.1%。

根据各年龄段占比估算，建筑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年龄从2002年的36.8岁，增长到了2023年的43.2岁。21年来，21世纪的洪流滚滚向前，有些东西似乎却一去不复返。

此外，2025年12月14日，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数据显示，从2002到2023年，中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5.81岁增加到了39.66岁。纵然惊人，这个数字依然远低于建筑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年龄。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越来越“老”的建筑业。

从定义上看，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目录中，建筑业包括房屋建筑业、土木工程建筑业、建筑安装业，以及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业4类；建筑业全部职工人员分为工人和学徒、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社会性服务机构人员和其他人员6类。

但是，若抛开定义本身，当我们讨论“建筑业”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对建筑业本身而言，出现频次排名前3的词组为“建筑”“地方”和“绿色”。公布于今年10月28日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全文中，将“建筑业”纳入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在此之前的7月，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会长阎晓峰在2025建材行业碳减排国际论坛上致辞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其他国家政策如何改变，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潮流不可逆转，我们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决心也不会变。”建筑业的未来，和“绿色”“低碳”息息相关，并为逐步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在谈及建筑业的从业者时，出现频次排名前3位的词组则是“工作”“工地”和“工人”，三者恰好可被作为主语、谓语动词和宾语，构成一句完整的“工人工作[在]工地”概述性语句。而提到“工人”，免不了涉及“农民工”这一存在。

我们虽无从得知从事建筑业的“工人”中“农民工”具体占比几何，或许也可以稍加估计。根据中国建筑业协会发布的《2024年建筑业发展统计分析》数据，2024年，建筑业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平均人数为5962.07万人；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973万人，从事建筑业的比重为14.3%，约4286万人。

由此可估得，2024年，建筑业直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约占所有工人的71.9%。

至此，新的问题浮上水面：建筑业，为何能够“接住”农民工的期待？

首先，建筑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其本身便长期站在“时代风口”。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建设如火如荼。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80年，全民和城镇集体所有制建筑施工企业便已达到6604家；在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方面，建筑业1988年实现总产值1132亿元，突破千亿大关；1998年实现总产值10062亿元，突破万亿大关。一时间，建筑业生产规模快速扩大，随之涌现大量用工需求。

在此期间，蜂拥而至“入行”的人们，在建筑业赚到了“第一桶金”。

从1993到2023年的30年间，除了1993年当年位居第5位外，建筑业的年均工资在众多行业中的排名均在后50%，看起来似乎并不占太多优势。尽管如此，其年均工资始终位居农、林、牧、渔业的1.33至1.85倍不等，“总得比务农赚得来”。

尽管如此，宏观上的数据似乎看不出什么。若想了解农民工的选择，须将视角投向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大地。

彼时，由大量年轻人汇就的“民工潮”，正投身于建筑业的“滚滚洪流”。

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民获得自主权，农村一时间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形成人口的“蓄水池”。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启动，使“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凭借“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三来一补”模式迅速建立起劳动密集型产业，急需大量廉价劳动力。于是，1984年，中央政策首次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为这股巨大的劳动力洪流打开了制度闸门。一推一拉之间，被压抑的流动渴望与经济起飞的火热需求“一拍即合”。到80年代末，“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口号响彻全国，数百万务工人员涌向南方，在火车站形成蔚为壮观的人潮。在此背景下，“民工潮”拉开序幕。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针对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的93个村的调查数据，1986年的外出农民工中，18至25岁的青年占总数的60.1%。可见，在这批前往外地务工的农民工中，年轻人是“中流砥柱”。

1995年，李东跟随亲戚一同南下当木工，据他回忆，老家巢湖市当时有不少人外出做装修工作，“很少有小伙子会选择留在村里种地”。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如今荒田不再稀奇，所有的青壮年眼光投向城市，哪怕在工地搬砖，做一个小工，也不愿回到老家，聊起种田总会说在外一天能买一个月的口粮。

李东所言不虚。早在20世纪80年代，江苏省农委政策研究处副处长孙国贵曾说，在江南水乡，一个强劳动力至多只能种5亩田，1亩田纯收入100元，一年收入仅有500元；而同时期，外出打工的人均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元及以上，约为务农的4倍。

随着城市化的列车带着“李东”们狂飙突进，农民工的工资也在水涨船高。从最早能够检索到相关数据的2008年至今，对农民工而言，建筑业当属“性价比”较高的行业。

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将农民工从事行业分为“建筑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6类。2008-2024年，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例始终位居第2位，仅次于“制造业”；建筑业农民工的月均收入在6个行业中的排名更是从2009-2010年的第3位，上升至2011-2021年的第2位，最终在2022年超越原本一直“独占鳌头”的“交通运输和、仓储和邮政业”，月均收入达到5358元，成为农民工从事行业中工资最高的一行。

毫无疑问，建筑业和农民工，基本实现了“双向奔赴”。

过去的30年间，大兴土木成为时代侧写。铁路穿越雪域高原、高桥横跨天堑南北......一代代建筑业农民工用双手铸就腾飞的基石。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民工潮”逐步退去，曾经的青年也在肉眼可见地加速步入“老龄化”。

最先“逃离”的，是通常被认为“拥有更多选择”的年轻人。

“民工潮退去”和“后浪没跟上”，一同造就了建筑业农民工数目上的“入不敷出”。

2023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建筑业劳务用工老龄化课题组的一项调查显示，在875份样本中，包工头和班组长认为年轻人不愿成为建筑工人的主要原因，首当其冲的是“工作辛苦枯燥”。

“不可否认，工地的工作强度大、压力大，脏累，工作辛苦又不体面。”包工头钱弘术表示，现在工地上的年轻工人多集中在大型机械操作等有技术要求的工种，传统瓦、水电和木班组工人普遍年纪较大，但在一定程度上，技术工种也缺乏吸引力，“年轻人如果学技术工，前期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很高，这一点就‘劝退’了很多准备从事技术工种的年轻人。”

对年轻的建筑工人而言，有人决心离开建筑业。

“夏天高温的时候在工地上干活很晒，容易中暑。”今年年初，“90后”建筑工人舒洋下定决心，选择离开工地。

舒洋今年32岁，他从16岁开始就在工地上摸爬滚打，本来准备“一辈子都干这个”。最终，他坚持了16年，还是走下脚手架，和曾经熟悉无比的工作挥手作别。

新工作并不好找。过完年后，舒洋在朋友的介绍下去了一家工装阀门厂上班，主要负责工艺流程中的抛丸工作。据他描述，这份工作“一天8小时、干6休1、一个月工资6000元左右，干久了可以拿到7000-8000元，公积金灵缴”。

“我之前在工地做钢筋工，一个月能拿一万出头。”当被问及是否还会回到工地时，舒洋摇了摇头，“对我来说，在工厂里上班比较稳定，工厂按月发工资，还不用担心没活干。”

苦与累，并非一朝一夕，促使他离开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工资拖欠问题。舒洋去年在一个外包工程的工地上干活，腊月二十九去找负责人“结款”，却只拿到60%的工资，剩下的40%要“等今年5月再看”。工头说，如果5月无法结清，要等到8月15日尽量结清。

舒洋说完这件事后，长叹了一口气。

据国家统计局2010-2016年统计，建筑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比例始终在1.4-2.5%浮动，几乎为第2位制造业的2倍以上，在6个行业中“一骑绝尘”。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7年起，该统计项目不再出现在报告里。

2018年，中山大学学者曾在全国29个省（区、市）开展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22年，南通大学学者对其数据加以分析后，成果发表在《调研世界》2022年第12期，文中得出结论：建筑业农民工的职工医疗保险和退休金制度比制造业农民工的享有率更低，而被拖欠工资的概率更高。

除去工资拖欠，早在2009-2014年的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建筑业农民工的社保各项参保比例便已连续6年受到“红牌警告”。在该统计项目出现的最后2年，即2013-2014年，原本参保比例唯一位居中游的“工伤保险”一项，也终于和其他项目的参保比例一同“垫底”。

若将工资拖欠视作“下游”的结果，则社保参保率低下既是“中游”的结果，也是工资拖欠的推手。不妨多追问一句，“上游”溯源何方？

或许便是“见不到影”的劳动合同。

2009-2012年，建筑业农民工未签署劳动合同的比例，始终在70-75%居高不下，并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除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存在数据缺失之外，建筑业农民工未签署劳动合同的比例，牢牢占据着5个行业的榜首。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建设等行业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9号）规定，用人单位使用农民工，应当依法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其中，劳动合同必须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与农民工本人直接签订，不得由他人代签。而建筑领域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施工作业班组、包工头等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不能作为用工主体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条款中，“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分别覆盖了第6至8条，需要作为“一级标题”加以强调。在现行分包体制下，未签署劳动合同，意味着劳动关系在法律上模糊不清。一旦发生有关薪酬、社会保障等纠纷，农民工举证困难，维权第一步就会受阻。

从2017年到2025年，建筑业农民工的境遇是否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官方数据中，已然无从知晓。

此外，2019年起，上海、江苏泰州、江西南昌、广东深圳、天津、湖北荆州、湖北黄冈、广东珠海横琴新区等多地先后发布了针对建筑业“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2022年3月18日，“建筑业清退超龄农民工”这一词条，曾冲上当日微博热搜榜首。

“清退令”的出台有其来由，因为建筑业的“高龄”农民工似乎更易出现安全事故。据相关媒体报道，2018年全年，上海市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而当时上海的建筑从业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

于是，作为第一个出台类似“清退令”政策的城市，2019年，上海市住建委、市人社局和市总工会共同发文，明确规定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同时进一步规定，禁止55周岁以上男性、45周岁以上女性工人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影响身体健康以及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工作。

2021年6月7日，江苏省泰州市住建局发布一则高坠事故通报，明确将事故高发和“清退令”逻辑关联，通报中称：“近期我市建筑工地发生多起高处坠落事故，两起事故亡者年龄超过60周岁。下一步将规范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禁止18周岁以下人员、60周岁以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施工作业”。

所谓“清退令”，对缓解农民工老龄化有何影响？

建筑业农民工的年龄有关数据可能难以估算，但或许依旧可以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农民工平均年龄中看出些许细节。2021年，农民工平均年龄增速在持续5年超过1%、持续2年保持1.5%后，首次降到了0.7%。

然而，批判的声音逐渐大了起来。仅仅将超龄农民工挡在工地大门之外是不够的，“被清退”后，这些农民工又将往何处去？

2022年11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文件提出“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不得以年龄为由‘一刀切’清退”。文件中还提出，提供就业扶持，包括不限于提供就业岗位与招聘活动、强化安全管理、为大龄农民工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等。同年，江苏、江西、安徽等地开始纠正“一刀切”清退超龄农民工的政策，并优化相关农民工转型再就业举措。

2023年5月24日，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施工从业人员“建安码”系统试点应用的通知》，在盐城市、扬州市邗江区、镇江市句容市试点三级“建安码”，综合年龄、健康、安全行为等多维度信息，对个人进行动态评估，为身体状况良好的大龄农民工保留了工作机会。

2025年5月13日，在“建安码”推出2年后，扬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出，《试点应用通知》落地核心仍然在实名制全员管理环节，人员不实名制登记的现象屡屡发生，削弱了文件效力，即使规定了用工年限，也难以完全执行。

距离最初的政策构想真正落地，也许还有一段路要走。

在此之前，现在的建筑业，亟需新的“源头活水”。

对于未来建筑业可能面临的境况，钱弘术有些担忧：“未来10年或者15年，建筑业‘用工荒’‘招工难’问题可能会到达顶峰。”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因此，建筑业作为经济发展阵地的支撑产业，面向未来，寻找“源头活水”对其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

其中，“智能建造”作为近年的热门方向，或将绘就建筑业未来新蓝图。

政策方面，2020年8月28日，住建部、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对钢结构建筑、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在人才培养、用工制度改革、技能培训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出要以新型建筑工业化带动建筑业全面转型升级；2022年1月，住建部发布《“十四五”建筑业发展规划的通知》，直接强调要加快重点推进与装配式建筑相配套的建筑机器人应用，辅助和替代“危、繁、脏、重”施工作业；同年10月，住建部公布24个智能建造试点城市，试点周期为3年。

如今，正是首批智能建造试点城市成果的“验收”之时。

2025年2月初，住建部发布《关于同意开展智能建造试点的函》，确定上海市、重庆、广东三地的7个项目将开展智能建造试点工作；2025年12月16日，全国智能建造工作会在武汉召开，全国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智能建造发展新路径，助力智能建造从“汗水浇筑”向“智能建造”转型。会上指出，试点工作3年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发展智能建造已成为建筑业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

新时代呼唤产业转型，新兴产业更需要新鲜人才。人才方面，为顺应建筑行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工业化、绿色化发展的新趋势，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建筑智能化施工技术与管理等岗位（群）的新要求，不断满足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2017年，教育部正式批准新设“新工科”本科专业“智能建造”，专业代码“081008T”；2021年，新设本科专业“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专业代码“081012T”。据自行统计，2017-2024年，全国共有204所高校获批“智能建造”专业，13所高校获批“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专业。

其中，2025年，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获批设立“智慧建筑与建造”本科专业，强调培养能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进行智能设计的复合型人才；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新增的“智能建造”专业，则侧重融合互联网、大数据、BIM等现代信息技术；位于福建的阳光学院也设立了“智能建造”专业，致力于培养智能设计、施工、运维等领域的工程师。

除了新设专业，众多传统土木建筑强校也纷纷向“智能建造”转型升级。例如，2025年，吉首大学改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为智能建造学院，将智能建造专业作为“十四五”规划重点建设的新工科专业，课程涵盖Python程序设计、建筑机器人、智能运维与管理等前沿内容；武汉轻工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2025年新开设“智能建造”专业，其课程体系采用“双螺旋结构”，将传统土木核心课程与大模型应用、数字孪生等智能技术课程深度融合，致力于培养“懂AI的建筑师”。

与此同时，高职和职本也在应用层面协同发力。高职的“智能建造技术”专业和职本的“智能建造工程”专业培养目标，直接对标一线智能施工的岗位需求。例如，东营职业学院的“智能建造技术”专业，与中建、广联达等企业深度合作，投入巨资建设了建筑机器人、无人机测绘、智慧工地等实训室，旨在培养“懂技术、能操作、会管理”的现场工程师，学生未来可从事建筑机器人运维、BIM工程师等岗位；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则开设了“智能建造技术（专本贯通）”专业，通过高职与本科分段培养，系统化塑造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其就业方向明确指向智慧工地策划、建筑机器人运维等领域。此外，四川的自贡职业技术学院等众多职业院校也已将“智能建造技术”纳入专业体系。

然而，“智能建造”或许并非建筑业未来唯一的发展方向。

——城市本身也在变老。

2019年至2024年，全国累计开工改造老旧小区28万个，惠及居民4800万户、1.2亿多人；单论2024年一年，全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开工5.6万个，更新改造小区内各类老化管线超过5万公里，加装电梯2.5万余部，增设停车位超过50万个。根据住建部年终工作会的部署，2025年我国将全面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不同于“大拆大建”时期对年轻劳动力的渴求，城市更新强调“先体检、后更新”，坚持问题导向，查找人民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更换老化管线、加装电梯、整治小区环境，需要的或许不再仅仅是干“力气活”，更需要丰富的实战经验与精湛的手工技艺。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业的老龄化，未必全是坏事。

2024年，全国共实施城市更新项目超过6万个，完成投资约2.9万亿元。2025年首场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城市更新关系城市面貌和居住品质的提升，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有关方面预计未来五年需要改造的城市燃气、供排水、供热等各类管网总量将近60万公里，投资总需求约4万亿。

这个万亿级的市场，能否成为建筑业的“第二春”？

对于广大的建筑工人而言，答案仍是未知数。

一方面，城市更新提供了新的用工需求；另一方面，劳动合同、社保参保、工资拖欠等“老问题”能否在新业态中得到解决，仍需时间检验。

但可以确定的是，正在越来越“老”的建筑业，未来依旧可期。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感谢所有受访者）